刘鸿生

1932-1936年任招商局总经理，招商局第十三任掌门。

　　赵铁桥遇刺的血迹未干，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孔祥熙就登门拜访沪上名商刘鸿生：“自赵铁桥逝世后，蒋介石主席给我来电，再度要请台端俯就招商局总经理一职。”刘鸿生回复：“事务如此纷繁，我无法就任招商局总经理的职务，虽然这有失蒋主席和您的期望。”这是刘鸿生第二次驳回蒋介石和孔祥熙的面子。第一次是在一年前，孔祥熙发出同样的邀请，被刘婉言谢绝了。
　　1932年，当圣约翰大学校友、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重提旧话时，刘鸿生反复权衡：“宋子文一口允诺我在企业上的一切问题由他包下来。在这样的互惠条件下，我放下了自己的实业出去做官了。”在国民党政府的三次邀请后，刘鸿生终于出山就任招商局总经理。
　　刘鸿生(1888一1956)  ，浙江定海人。7岁丧父，16岁就读圣约翰大学，19岁任英商开滦矿务总公司的买办，后来自己经营火柴、煤炭、水泥、毛纺、搪瓷等工业，均卓有建树，是工商界深孚众望的著名资本家。胡厥文先生评价他“确是少有的名副其实的爱国实业家”。刘鸿生接任招商局总经理后，“义务任职，不支薪水，”怀着“彻底整理，通盘筹划”的大略，开始整顿招商局。
　　尽管刘鸿生有备而来，但局中派系林立的状况还是让他心惊：这不复是当年那个“商战之旗舰”的招商局了，而简直是各种势力的竞技场：宋子文系，孔祥熙系，俞飞鹏系，青帮系，各自明争暗斗，又同流合污，俨然象一座壁垒森严的城堡。面对这样纷繁复杂的情势，刘鸿生断然采取了种种举措：第一招，指向最敏感的人事制度。改组理事会，增设监事会，从总局到分局，一概“裁员减政”，将开支压缩到最低限度。废除买办制，建立船长制。招收一大批归国留学生分任要害部门，量才器使，郑重进退，重才干而轻情面。为此他得罪了蒋介石的表兄、党国要员俞飞鹏，原来俞的一位小舅子也在解雇之列，俞连发三信请求手下留情，刘鸿生复信：“事关全局，难以应命。”俞飞鹏记下了这笔账。
　　第二招，指向内部事务、经营管理。革除“捎包”(夹带私货)陋习，根据营业额定开支。但整顿码头仓库，清除内部蛀虫，谈何容易。从1928年至1937年，招商局报部立案盗窃、舞弊等案件达92起。刘鸿生要彻底整肃，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只有把精力放在开拓性领域，购买新轮船，开辟新航线。元、亨、利、贞四艘英制海运客货轮投入营运，各大通商口岸又出现久违了的中国航船。久经商战的刘鸿生在洋人面前相当自信：“洋人是欺软怕硬的。对付他们的办法，首先要自己争气，然后使出你的浑身解数，和他们斗争到底!”
　　但是，无论刘鸿生怎样左突右奔，此时的招商局已象一艘年久失修偏又严重超载的船，一头触在多达三千五百余万元高额负债的礁石上，国民党政府却不肯解囊驰援。外部环境日恶，内部阻力日增，刘鸿生纵有天大本事，也难扭转乾坤。
　　1936年，交通部改组，俞飞鹏居长。冤家路窄。刘鸿生只好递上辞呈。
　　抗日战争结束，刘鸿生任全国船舶调配委员会主任、招商局理事会理事长，为已是强弩之末的招商局勉尽余力。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专门会见了为中国民族工业作出贡献的企业家刘鸿生等人。1949年3月，国民党准备将招商局迁往台湾。刘鸿生再一次挂冠而去。(严凌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