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月出生，中央财经大学博士、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硕士。

　　现任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任香港中国保险（集团）有限公司常务董事、副总经理，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副董事长、总裁，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1956年5月出生，英国东伦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吉林大学经济管理专业硕士，高级经济师。

　　曾任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招商局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在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工作期间，曾任中远工业公司总经理、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副总裁等职务。

　　2010年8月-2014年7月任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总裁、董事。

　　2014年7月-2020年7月任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招商银行董事长。

　　1957年3月出生，英国布鲁诺尔大学海洋工程学博士。

　　曾任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香港友联银行有限公司主席、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总裁等职务。

　　2010年8月至2014年4月任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主席、招商银行董事长、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港口发展局董事等。

　　1947年4月出生。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曾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中信集团总经理、国家外汇管理局外汇政策顾问，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副主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ABAC）2001年主席。

　　2001年1月起任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清华大学管理学院和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兼职教授。2010年8月退休。

　　1935年10月生，山东肥城人。1965年8月毕业于大连海事大学(原大连海运学院)远洋运输轮机专业，高级经济师。

　　曾任广州远洋运输公司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经理、党委书记，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总经理。

　　1991年9月出任交通部副部长；曾兼任中国航海学会副理事长、中国造船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船东协会名誉会长。

　　1994年6月起兼任招商局集团副董事长、常务副董事长。

　　1998年6月赴香港专职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董事长工作；

　　1999年8月至2001年1月担任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招商局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招商银行董事长、招商局中银漳州经济开发区有限公司董事长。

　　1925年4月出生，籍贯山东。

　　194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3月参加工作，初中学历。

　　1944—1946年任山东牟平县工商局、县政府会计、征收员。

　　1946—1949年任胶东支前司令部、山东汽车运输公司、兵站处会计。

　　1949—1952年任上海人民轮船公司副科长。

　　1952—1959年任中波海运总公司副科长。

　　1959—1964年任中捷航运公司副经理。

　　1964—1972年任广州远洋分公司副经理。

　　1972—1983年任中远总公司副总经理。

　　1983—1985年任招商局副总经理。

　　1985—1993年任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1993—1995年任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董事长。

　　1995年12月离休。

　　1945年，一位任职东江纵队港九大队联络处处长的年轻军官与当时英军驻港总司令H．J．Harcourt上将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谈，谈判日本投降后港九大队撤出港九地区及华南游击队在香港设立办事处等重大问题。根据谈判结果，东江纵队设立了驻港办事处，这位年轻军官又成了办事处第一任主任。(这个办事处，就是现在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前身。)
　　三十三年后，当年的这位军官再次来到香港，而此次他的身份已是一名商人。他已被任命为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他，就是现在已广为人知，为招商局的发展贡献出重要力量的袁庚。
　　袁庚就任后采取的第一项重大举措，就是创办蛇口工业区。这项举措不仅开启了招商局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更拉开了中国本世纪未一个伟大经济时代的大幕。自称60岁前并未从事过经济工作的袁庚对经济工作有着极为敏锐的眼光，这除了他本身的素养外，更因为他对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意志力。他在蛇口工业区推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他说：“搞这些改革并不是因为我们特别精明，特别有远见，有魄力。说穿了，这些改革也是由我们的资金来源方式和我们的经济地位逼出来的。因为不改革，依然端‘铁饭碗’吃‘大锅饭’就没有高效率，也就还不起债务；还不起债务，工业区面对国际市场竞争，也就很难生存下去，几万人赖以安身立命之本，谁来接收?”为此，袁庚倡导了当时颇有争议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有人因此指责袁庚要钱要命，六亲不认，袁庚则说，经济法则就是六亲不认的，违反就要受到惩罚，我们希望通过改革，打掉“大锅饭”，从而充分发挥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986年5月6日，袁庚在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亚洲研究中心的演讲中谈到招商局建设蛇口工业区的意义时说：“我们希望人们把蛇口看作一根试管，一根注入外来有益的经济因素对传统式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试管。”的确，在袁庚执掌招商局的十多年间，招商局为探索中国富强之路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对各项制度的改革勇敢实践。尤其是他的开拓意识和开放思维激发了许多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改革措施，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创造性的经验。
　　在交通部的领导和支持下，袁庚和他的同事们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创业，终于将招商局由一家资产总值仅1.3亿港元的单一航运企业发展成为现在总资产近400亿港元以上的实力雄厚的综合性企业。
　　1993年，为招商局的发展倾注了智慧的袁庚光荣离休，但他继续担任着招商局集团的高级顾问，关心和指导着招商局的发展。    (王晓明)

　　1941年出生，江苏人。

　　1962年毕业于江苏省南京航务工程专科学校数学物理专业。后在上海海运学院学习水运经济。大学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963年5月起，在秦皇岛港务局工作。先后任秦皇岛港务管理局副局长、代理局长、局长、党委委员。

　　1985年任交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1988年，任国家交通投资公司总经理(副部级)、党委书记。

　　1991年至2002年，任交通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共第十四届、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委员。

　　1990年至1999年8月兼任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2年起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

　　1933年4月出生，籍贯上海，195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第十二、三届中央委员，1953年7月大连海运学院航海驾驶系毕业。

　　1960年9月任上海海运局船长。

　　1964年5月任上海远洋运输公司远洋船长，1974年4月任处长，1976年6月任副经理，1978年4月任总经理兼党委副书记。

　　1980年8月任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总经理兼党委副书记，同时任交通部远洋局局长。

　　1982年4月任交通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1984年4月任交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

　　1985-1990年兼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1992-1993年任国务院口岸领导小组副组长。

　　1994年任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常务副会长；1999年任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

　　福建省同安县人，1911年出生。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四军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苏中军区第一师三旅旅长，华东野战军四纵十二师师长，渡江先遣队第四支队支队长，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二军、二十三军副军长。参加过苏中七战七捷、枣庄、莱芜、盂良崮和淮海等著名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野战军二十七军军长。

　　抗美援朝时期，奉命率二十七军于1950年11月入朝参战。

　　1954年，调入海军工作，任华东海军副司令员、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兼福建基地司令员、政委。

　　1955年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

　　1965年调入交通部，任交通部副部长，1981年任交通部部长，于同年5月兼任招商局董事长。

　　1999年病逝。

　　1910年12月19日出生，广东深圳人。

　　1933年入中山大学学习。

　　193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中共香港海员工委书记。后又担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队长。

　　1942年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队长。

　　1943年任东江纵队司令。

　　1947年4月，任两广纵队司令员，受命组建两广纵队。广东解放后，曾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两广纵队、珠江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及中共珠江地委书记。

　　1952年华南军区成立后任第一副参谋长。

　　1952年年底到军事学院海军系学习，毕业后到南海舰队任第一副司令员。

　　1958年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

　　1960年，调任广东省副省长兼广州市市长。“文革”后先后任交通部副部长、部长等职。

　　1978年10月至1981年5月兼任招商局董事长。离休后，曾任中顾委委员。

　　1995年11月20日于广州病逝。

　　1949年5月27日，当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经接管委员会航运处处长于眉以军事总代表的名义，率领接管人员进驻招商局(上海总公司)时，可能并没想到，此举不仅结束了招商局在旧中国蹒跚前行七十七年的历史，而且也使自己一生中的二十九年都和这个不平凡的企业紧紧联在一起，成为招商局历史上任职最长的领导人。(1950年1月起于眉正式任招商局董事长，这一职务一直延续到1978年。其中，1957年至1958年间，他还兼任了总经理职务。)
　　接管招商局后，在改造这一旧企业向新企业转变的过程中，于眉不避嫌忌，大胆起用旧管理人员，他宣布：招商局所有人员原职原薪，一切业务工作仍由原招商局总经理胡时渊全权负责。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决策对保护招商局局产，特别是对后来的香港招商局起义起到了极大的争取和推动作用。
　　1949年5月底，在接管招商局(上海总公司)的同时，于眉即和曾山、邓寅冬等一起详细听取了有关人员动员香港招商局负责人率船起义的具体情况，并做了指示。在起义进入紧张的准备阶段期间，于眉领导招商局(上海总公司)以各种方式推动了起义的进行。总公司多次通过电报的形式，对起义进行具体指挥。其中有一次于眉和胡时渊直接联名给当时香港招商局负责人汤传篪、陈天骏发电，略称“可以率船起义”。起义成功后，于眉和胡时渊再次联名致电香港招商局及留港船舶的全体员工，表示慰问和嘉勉。
　　其后，在领导招商局的工作中，于眉对于招商局香港起义船舶的胜利归航、组织和推动滞留香港私营航商船舶的北归及招商局解放初期业务的恢复和发展等都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六、七十年代领导招商局完成为中国远洋船队贷款买船的任务中，于眉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六十年代初期，初创的中国远洋船队发展缓慢，远远不能适应国内经济，特别是外贸事业的发展。为尽快扭转这种局面，交通部、外贸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经过充分调查，向国务院提交了有关贷款买船的报告。这份报告引起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报告呈送后的第二天，李先念副总理即批示同意此建议。第五天，周恩来总理又在报告上批示，同意这一报告的原则，并亲自点将交通部副部长于眉：“责成报告中所提成立的购船小组，由交通部于眉、外经贸部卢绪章分任正副组长……”  。于眉应召，迅速投入到购船工作中去。1964年1月，他主持召开了有外贸部、国家计委等八部门参加的购船小组第一次会议，对购船工作的程序和报批手续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决定。同年7月，他又和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联名拟出《关于向国外购买和订造船舶的进展情况和今后安排意见的报告》，报送李先念、薄一波副总理，对购船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意见。李先念、薄一波迅速批准了此报告，8月初，周恩来总理做了最后批准。至此，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和于眉等人的努力下，贷款发展中国远洋船队在方针、政策、资金、机构、技术等诸方面都有了明确规定。在后来的买船过程中，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道路颇为曲折。于眉在其中又起到了直接和国务院沟通、联系的作用，使一些具体问题得到了及时的解决。
　　通过购船工作的开展，中国远洋船队得到迅速发展，1973年至1978年，平均每年增长运力100万载重吨，1979年远洋船舶拥有量为1970年的9.4倍。这其中，有招商局的贡献，有于眉的贡献。
　　实际上，于眉不仅在招商局的发展上起过重要作用，而且他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交通部海河管理总局局长和后来长期主管水运的副部长，对新中国水运事业的发展也作出过很大的贡献!    (甄实)

　　浙江省绍兴东浦人，生于1903年，毕业于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电机科，曾任德国西门子电机厂工程师。

　　回国后任交通部简任技正兼上海电话局局长、浙江省公路局局长。

　　1938年由闽省主席陈仪推荐任福建省政府委员、建设厅厅长，并兼省贸易、企业、运输三公司董事长，福建省银行董事长。

　　1943年4月26日招商局在重庆恢复总局，徐学禹任总经理。

　　1949年3月，国民党政府为适应招商局迁往台湾的需要，着手改组招商局管理机构，徐学禹就任董事长。上海解放前夕随国民党去台湾，担任过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交通处处长、制宪国大代表，后来离台去新加坡并最后定居美国。

　　1984年病故于纽约。

　　1936年2月4日受国民政府委派出任招商局总经理，对局务进行全面整理并发表《整理报告》。

　　因日军进犯上海，1937年8月率部分局员及“海元”、“海亨”、“海利”、“海贞”、“海云”等海轮撤离到香港。

　　1938年在香港将海云、海亨、海利、海贞四大海轮出售给怡和洋行。

　　在抗战期间，他领导招商局积极开辟内河航线，支持抗日战争。1943年3月1日经交通部批准辞职。

　　赵铁桥遇刺的血迹未干，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孔祥熙就登门拜访沪上名商刘鸿生：“自赵铁桥逝世后，蒋介石主席给我来电，再度要请台端俯就招商局总经理一职。”刘鸿生回复：“事务如此纷繁，我无法就任招商局总经理的职务，虽然这有失蒋主席和您的期望。”这是刘鸿生第二次驳回蒋介石和孔祥熙的面子。第一次是在一年前，孔祥熙发出同样的邀请，被刘婉言谢绝了。
　　1932年，当圣约翰大学校友、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重提旧话时，刘鸿生反复权衡：“宋子文一口允诺我在企业上的一切问题由他包下来。在这样的互惠条件下，我放下了自己的实业出去做官了。”在国民党政府的三次邀请后，刘鸿生终于出山就任招商局总经理。
　　刘鸿生(1888一1956)  ，浙江定海人。7岁丧父，16岁就读圣约翰大学，19岁任英商开滦矿务总公司的买办，后来自己经营火柴、煤炭、水泥、毛纺、搪瓷等工业，均卓有建树，是工商界深孚众望的著名资本家。胡厥文先生评价他“确是少有的名副其实的爱国实业家”。刘鸿生接任招商局总经理后，“义务任职，不支薪水，”怀着“彻底整理，通盘筹划”的大略，开始整顿招商局。
　　尽管刘鸿生有备而来，但局中派系林立的状况还是让他心惊：这不复是当年那个“商战之旗舰”的招商局了，而简直是各种势力的竞技场：宋子文系，孔祥熙系，俞飞鹏系，青帮系，各自明争暗斗，又同流合污，俨然象一座壁垒森严的城堡。面对这样纷繁复杂的情势，刘鸿生断然采取了种种举措：第一招，指向最敏感的人事制度。改组理事会，增设监事会，从总局到分局，一概“裁员减政”，将开支压缩到最低限度。废除买办制，建立船长制。招收一大批归国留学生分任要害部门，量才器使，郑重进退，重才干而轻情面。为此他得罪了蒋介石的表兄、党国要员俞飞鹏，原来俞的一位小舅子也在解雇之列，俞连发三信请求手下留情，刘鸿生复信：“事关全局，难以应命。”俞飞鹏记下了这笔账。
　　第二招，指向内部事务、经营管理。革除“捎包”(夹带私货)陋习，根据营业额定开支。但整顿码头仓库，清除内部蛀虫，谈何容易。从1928年至1937年，招商局报部立案盗窃、舞弊等案件达92起。刘鸿生要彻底整肃，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只有把精力放在开拓性领域，购买新轮船，开辟新航线。元、亨、利、贞四艘英制海运客货轮投入营运，各大通商口岸又出现久违了的中国航船。久经商战的刘鸿生在洋人面前相当自信：“洋人是欺软怕硬的。对付他们的办法，首先要自己争气，然后使出你的浑身解数，和他们斗争到底!”
　　但是，无论刘鸿生怎样左突右奔，此时的招商局已象一艘年久失修偏又严重超载的船，一头触在多达三千五百余万元高额负债的礁石上，国民党政府却不肯解囊驰援。外部环境日恶，内部阻力日增，刘鸿生纵有天大本事，也难扭转乾坤。
　　1936年，交通部改组，俞飞鹏居长。冤家路窄。刘鸿生只好递上辞呈。
　　抗日战争结束，刘鸿生任全国船舶调配委员会主任、招商局理事会理事长，为已是强弩之末的招商局勉尽余力。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专门会见了为中国民族工业作出贡献的企业家刘鸿生等人。1949年3月，国民党准备将招商局迁往台湾。刘鸿生再一次挂冠而去。(严凌君)

　　1928年1月，国民党政府清查整理招商局的监督处将招商局董事会全体董事“撤职查办”，同时下令招商局改设总管理处，任命赵铁桥为总办，全面负责局务。
　　赵铁桥是老同盟会员，曾主持京津同盟会，声誉卓著，因办理川中银号，“名满川中”，既懂经济，又较少官场腐败作风，是一个较有胆略、有所作为的人物。在当时，是主持改革混乱不堪的招商局的合适人选。
　　其时，由于连年军阀内战，招商局局轮全部停航，陷入“无米难炊”的困境。局内盛(宣怀)氏家族势力和李鸿章嫡孙李国杰势力正为争权夺利闹得不可开交。面对这样的局面，赵铁桥毅然进行了许多重大改革。
　　首先他改革了管理体制：调整总局管理机构，紧缩编制，裁减了总局一半办事人员；颁布了《商办轮船招商局暂行规则》、《薪级章程》、《各种办事规则》等一系列具体办事章程和规则，实行规范化管理；调整附属企业及分局机构，清查整理，精简整编。
　　赵铁桥改革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改革会计制度。他说：“招商局以弊着于全国，弊所以由滋，会计之不完不备实为重大原因之一撮。”在他的力主及参与下，招商局于一九二八年颁布了成立以来的第一部系统的会计规程，改革了沿袭几十年的旧式会计制度。在新会计制度中加强了稽核制度，由此揭露出了轰动一时的招商局三大案。
　　赵铁桥改革的第三个方面就是设立各种专业委员会，计有会计委员会、业务改进委员会、燃料研究委员会、工程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做为咨询和研究机构，对招商局改进业务、加强管理起了重要作用。
　　在改革中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冲破各种阻力，改革招商局公学，增开航海专科，大力培养本国航海技术人才。并解除外国人在招商局担任的职务。赵铁桥在改革中，亲力亲为，亲自召开许多会议，和管理人员、专业人员磋商改革措施，并历时两个月，亲自考察了长江及南北洋各分局船栈的业务情况。
　　他的改革触动了许多人的既得利益。利益受到最大触动者当数时任董事会会长兼积余产业公司经理的李国杰。李国杰一直把招商局视为“先人(李鸿章)艰辛缔造”的家族产业，他长期利用所控制的积余产业公司，擅用私人，巧立名目，中饱私囊。赵铁桥不顾威胁，在报呈蒋介石批准后，罢免了李国杰积余产业公司经理职务，取消积余产业公司名义，派人接管资产，端掉李国杰根基。其时，任交通部部长兼招商局监督处的监督王伯群，久欲染指招商局，想借整顿招商局捞取好处，也遭到赵铁桥的拒绝。其它还有一些在改革中失去好处的各船买办等，也都对赵忌恨在心。
　　赵铁桥入局不到三年，就如此结怨群小。1930年7月24日，他在总局门口遇刺身亡，为招商局的发展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严凌君)

　　李鸿章之孙。1910年被招商局董事会推举为协理，未就职，1916年因王存善病逝后递补担任董事，1919至1923年任招商局董事会副会长，1924年11月1日，在上海宁波旅沪同乡会召开的股东大会上被选为招商局董事会正会长兼任仁济和保险公司董事长。

　　1928年元月，随同全体董事一起被国民政府设立的招商局监督办公处“停职查办”并被命令代行董事会职权，但称病不出。

　　1932年3月被重设的招商局监督办公处任命为董事会会长兼总经理，但在上任之初就因擅自与美商签押“赊购新船、码头借款、建筑借款”三项合同被国民政府交通部撤销所任职务。

　　浙江杭州人，1867年生，字慕韩。1901年清廷派其为大清帝国驻德国和西班牙的钦差大臣(即大使)。

　　民国后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任命孙宝琦为外交总长兼国务总理，以后又任过山东巡抚。

　　1913年至1914年3月，连任熊希龄、徐世昌内阁的外交总长。

　　1914年任国务总理。以后历任税务处督办、审计院院长、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经济调查局总裁、全国赈灾处处长等职。

　　1918年孙宝琦组织外交后援会，出任华盛顿会议外交问题研究会副会长。

　　由于盛宣怀家族的荐引，孙宝琦于1919年至1923年，任招商局董事会会长。1931年病重去世，享年64岁。

　　生于1893年，于1916年4月在其父盛宣怀病逝后递补担任招商局董事，不久开始担任招商局经理、1918年任招商局董事会会长兼经理、1919年至1923年任董事兼经理。

　　1921年5月28日，在上海总商会会所召开的招商局第47届股东大会上被选为总经理。

　　1924年11月1日，在上海宁波旅沪同乡会召开的股东大会上被撤职并被挤出招商局。

　　广东新会人，字文爵，号秩庸(原名叙，1877年更名廷芳)。

　　于1842年7月30日(清道光22年6月23日)出生于马来西亚马六甲都亚南。

　　1874年留学英国伦敦林肯学院，成为第一位取得英国法律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1877年5月18日，成为香港第一位华人大律师。

　　1878年12月16日被香港政府委任为掌法太平绅士，是香港40名太平绅士中唯一一位中国人。

　　1880年1月19日被香港政府委任为立法局议员，成为香港第一位华人立法局议员。

　　1882年担任李鸿章幕僚。1896年11月至1910年，伍廷芳由候补道升为四品堂卿衔，被派往美国、日本、西班牙、秘鲁等国出任公使，是清政府的第一位驻美大使。1912年元旦，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司法总长，协同孙中山促使实现清室退位，建立共和体制。

　　1912年3月，以司法总长身份在上海张圆主持召开了招商局的第二次股东常会，被公推为董事会主席。1916年，出任段祺瑞内阁的外交总长。

　　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军政府，被任命为外交总长。

　　1921年4月，孙中山重组中华民国政府，被任命为外交总长，孙中山出师桂林，命伍廷芳代行非常大总统职务。

　　1922年，兼任财政总长、广东省省长。

　　6月23日因忧愤过度逝世，终年81岁。

　　1907—1908年接替杨士琦出任招商局总理。

　　1909年9月2日被邮传部委任为会办，专司稽核，1910年8月1日，任会办兼总稽核。

　　1912年3月31目在上海张圆召开的第二次股东常会上被选举为董事。

　　1913年6月22日在上海张圆召开股东常年大会上被继续选举为董事，担任此职至1915年。

　　1916年病逝。

　　杨士琦(1862——1918)，字杏城，安徽泗州人，出身大官僚家庭，为李鸿章、袁世凯的重要部属。

　　在袁世凯许多重大政治活动中都曾出谋划策。

　　后担任了民国熊希龄内阁的交通总长。1903年1月，袁世凯派杨士琦到上海为帮办电政大臣兼轮船招商局总理。

　　杨士琦上任伊始，便拟定《章程十条》，吹捧“官督商办，已着成效”，章程强调北洋大臣(即袁世凯)在该局拥有巨大权力，封建性十分突出。

　　杨士琦还秉承袁世凯的旨令，在招商局发行直隶公债，从经济上对该局进行变相剥夺，给招商局的经营与管理造成严重影响。

　　1913年6月，招商局重选董事会，杨士琦在袁世凯的支持下与盛宣怀等9人一起当选为董事，并在股东常会上当选为董事会会长。

　　杨士琦的招商局董事会会长交椅，坐了4年，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盛宣怀家族在招商局重新掌权为止。

　　盛宣怀(1844一1916)，字杏荪，号愚斋，江苏武进人。在招商局近代历史上，盛宣怀是控制招商局时间最长的领导人，前后两次，跨越两个世纪，长达十九年。
　　盛宣怀1870年入李鸿章幕府，是李鸿章兴办洋务的干练之才。招商局自筹办起，他即积极参与。1872年夏，28岁的盛宣怀奉李鸿章之命，草拟了招商局章程最早雏形的《轮船章程》。在筹办中，盛宣怀力倡招集商股办企业，并提出“筹国计必先顾商情”的见解。这一见解也成了他后来兴办一系列洋务企业的一贯原则。1873年，招商局创办之初，他被委为会办。
　　盛宣怀真正掌握招商局的领导权，是从1885年被委任为督办起的。自此，直到1902年被袁世凯排挤出局，他控制招商局达十八年之久。在此期间，他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对招商局的发展壮大起到过重要作用。
　　1885年就任督办伊始，他即颁布了两份重要文件：《用人章程十条》、《理财章程十条》。这两份文件虽然为其全盘控制招商局、削弱普通股东权利起到了消极的作用，但其中“总船主拟在各船调用，一年一换或二三年一换”的对洋员重新调配的规定，及核定资产、清理债务等规定，对招商局免蹈洋人把持之弊及促进营运活动，都具有积极作用。
　　盛宣怀由于多年直接从事洋务企业的经营管理，使他受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营思想影响较深，同时，他又作为李鸿章的亲信和代表，和官方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特点，使得他在经营招商局中能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客观上促进了招商局的发展。因为受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营思想影响较深，他明确提出办企业就是以求利为目的，只要是能使企业获取利润的措施，都可采取。他规定“官场来往搭客载货，亦照例收取水脚”，反对以官势侵害公司利益。他一方面防止招商局被洋人把持，一方面又明确提出，使用洋技术员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只要他们有真才实学。他还主张局员之亲戚本家，不管才能有多么出众，都应避嫌而不得在局中任职，等等。此外，他还广泛吸收资本主义工商业先进管理经验，较早地在中国企业经营中提出折旧概念，说：“不折船旧，虽名有利，实则蚀本”，折旧的提取，对招商局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由于他与官方的深厚关系，使得他能亦官亦商，周旋于官商之间，为招商局获取了许多特权，如对官方的多项贷款，采取“分年还本，缓缴利息”的优惠；通过加拨漕粮、承运官货来增加招商局的竞争力；减免茶税、漕运空回船税，等等。从当时社会条件看，面对外强倾轧，初生的民族工商业发展需要政府的参与和支持。应当说，盛宣怀积极谋求官府的支持是符合中国近代社会状况及实际需要的，对招商局的发展是有积极促进作用的。
　　对于盛宣怀在督办招商局十八年间的功过是非，一种看法是否定的，认为其巧取豪夺，侵吞了商股的利益；进行了庞大的局外投资，削弱了招商局的实力；向清廷报效了大量的花红，瓜分了招商局的利润，等等。无论如何否定，但有一点却无可否认，就是在这十八年中，招商局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资本从1885年的200万余两，增加到1902年的2,000余万两。总体考察，他对招商局的贡献是主要的。
　　1909年至1910年，盛宣怀以邮传部尚书身份再次兼任招商局董事会主席，但此次由于时势变化等原因，并无多少建树。
　　实际上，不单在招商局历史上，就是在洋务运动史上，盛宣怀都占有重要地位。他借招商局之力，又兴办了煤铁矿务、纺织、铁路、银行等一系列洋务企业，开创了中国近代一个重要经济时代。  (李亚东)

　　唐廷枢(1832一1892)，号景星、镜心，广东香山人，10岁入香港的英国教会学校学习六年，“受过彻底的英华教育”，“说起话来就象一个英国人”。他还写过一本专为广东人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实用英语手册，名叫《英语集全》，这本书后来被公认为中国学习英语的第一部词典和教科书。唐16岁投身商界，又在香港政府任翻译，1861年受雇于英商怡和洋行，两年后升为买办，一做十年，深受怡和老板的器重：“唐景星现在是站在我们的鞋上。”
　　1873年6月，唐廷枢脱下买办的“洋皮鞋”，穿上李鸿章递过来的“土布鞋”，出任轮船招商局总办。此前，唐廷枢参股多家洋商轮船公司，并且是董事、大股东，被视为华商的“领袖与代言人”，在中国航运界，是威望最高、财力最富、经营管理经验最为老道之人，总办招商，非他莫属。从此，这位昔日的大买办以中国第一家新式轮运业掌舵人的身份，搏击于商风利海之中。
　　唐廷枢亮出第一手——招商入股。大胆引进先进的西方股份制企业体制，向天下华商招募资金，折合股份，强调以商民中威望高、招股多者为商总，每百股选一商董，商总于众董中推举，企业权操商总，商董参与管理。唐氏自己入股10万两，并把原来附寄洋行的轮船“随带入局经营”。他邀请同乡、大买办商人徐润入局，徐氏前后两期认股48万两，成为招商局的会办。凭借唐、徐的威望，众商踊跃人股，让李鸿章得意非凡，向朋僚宣传：“唐廷枢为商董，两月间入股近百万。”至此，“招商局”的“招商”二字名至实归，成为中国第一家具有明显的股份制性质的商办企业。
　　体制甫定，唐廷枢大刀阔斧地打开局面。用多种方式引进西方的先进轮船及设备，建立起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商业船队。雇佣外国船主和技术人员，并注重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首次引进西方的保险机制，相继开设保险招商局、仁和保险公司与济和水火险公司。确立“分运漕粮，兼揽客货”的经营方针，发挥官、商两方面的优势。大力开辟江海航线，开航日本、越南、吕宋、新加坡、槟榔屿、印度等地，并一度把航线扩大到英美等国。
　　在唐廷枢任总办的十一年间，招商局的运输收入达到1700余万两，平均每年近200万两，吨位的年产值水平高于外商，成为首家敢与外资抗衡并赢得商战胜利的中国企业。外商的评价是：“中国船队管理有力，指挥精明”，并对唐廷枢杰出的经营才能用酸溜溜的口吻表示臣服：“(他)在东方一家第一流的外国公司(怡和洋行)任职时，获得了丰富而广阔的经验，他正在运用这个经验去损伤这些外国公司。”其实，外国人何尝理解一位中国企业家的心思，唐廷枢面对洋商激烈竞争时曾说过：“枢、润不虑资本之未充，亦不虑洋商之放价，惟盼各帮联合，共襄大局，使各口转运之利，尽归中土，……此事固创千古未有之局，亦为万世可行之利。”中国心、民族情、家国利，才是唐廷枢敢于放手竞争的底气。
　　有一件小事可资佐证：巴西自从与中国订立通商条约之后，屡次要求招商局放船前往，以便招徕华工。当时，招商局的发展势头正旺，唐廷枢也想趁机打开南美航线。他去巴西考察，明察暗访之后，发现巴西仍推行奴隶制度，任意虐待华工，唐廷枢毅然放弃了开航南美的计划。这就是唐廷枢!
　　1884年，在唐廷枢出国考察期间，伺位已久的盛宣怀把唐排挤出局。唐另去主持开平矿务局，与招商局脱离关系。1892年，花甲之龄的唐廷枢病逝于天津，身后“家道凋零”、“子嗣靡依”。招商局从公积金中拨银1.5万两，  “以示格外体恤”。  (严凌君)

　　翻开招商局历史档案，在招商局成立125年的漫长岁月中，其历年主管人员表格里，朱其昂名列筹建招商局重要人物榜首。
　　朱其昂，字云甫，江苏宝山县(今属上海市)人，是以沙船为世业的淞沪巨商。他通过捐输获得候补知府衔，1865年任候补同知及海运委员，1867年受命管理沙船运输漕粮事务，是一个在沙船行业中颇有影响的人物。李鸿章曾评价他说，朱其昂虽出身沙船世家，但“习知洋船蹊径”，“熟悉南北各口岸情形”，“熟悉海运事宜、轮船生意”。可见朱其昂已经不同于一般的旧式沙船主。他同时在京、津、沪、粤等地设有华裕丰汇银票号，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朱其昂参与招商局筹建始于1872年夏。当时李鸿章经过“博访周密”，终于物色到了这位“为股商所深信之官”，李鸿章借在天津视察兑漕的机会委派朱其昂同津海关道丁寿昌商谈轮船招商局筹建事宜，朱颇有勇气，表态愿以“身家作抵”来创办招商局。最初主持拟定招商局章程的主要是朱其昂，参与起草的还有其弟朱其诏等人。经过“反复议论”，朱在当年的8月初即拟出了《轮船招商节略并各项条程》共32条，构成了招商局的第一个正式章程。它规定招商局的性质为“官商合办”，内容此较详细，获李鸿章赞赏，认为“所拟各条，似尚妥密，较诸其余各员条陈，尤为扼要切实”。此章程8月13日即报总理衙门待批。
　　朱其昂完成这一事宜后回沪和地方官员进行了“会商”，未见异议。他便在上海自己的商号“广昌号”内辟室办公，这样招商局开局前的筹备工作自然就加快了步伐。朱其昂又提出局轮应悬挂双鱼龙旗(局旗) ，并报请颁发官刻关防(公章) ，接着又在上海洋泾浜南永安街租货房1所，以备开局之用。
　　1872年12月23日，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转呈了经过朱其昂等人修改后的、重点强调吸引华商股份的《招商局条规》28款。
　　为了尽快开业，正式投入营运，招商局开始向外商购买轮船多艘，并将设局宗旨以启事的形式刊登于各报广而告之。在所有筹备工作基本就绪之后，招商局呈报官厅，于1873年1月17日正式开局。开业这一天，地方官员、绅商以及洋行商人等纷纷前来祝贺，一时“车水马龙”，热闹寻非凡，上海各报纸均做了报导。朱其昂作为招商局筹办的主要负责人功不可没。
　　招商局成立后一时筹资缓慢，朱其昂勉为其难。而李鸿章打算继续扶助朱其昂，他虽明知朱系“非贞固正大之选”，但要利用朱其昂作为笼络沙船商人的“取雉之媒，笼兽之囮”。李鸿章于1873年2月以北洋大臣的名义，“照令会绅，妥为劝募”，收效仍然甚微。李鸿章深感朱其昂难以独立承担经营招商局的重任，采纳了道员孙士达的建议，把眼晴盯向财力雄厚的闽粤航商。李鸿章于当年五月派员到上海，会同朱其昂邀请唐廷枢、徐润等洽商接办。朱其昂“自知才力不及”，颇有自知之明，主动辞去了主要负责人的工作，但仍担任会办一职，并未在局内占据要津。
　　1877年，朱其昂仍挂名招商局会办，但主要精力改为办理江西湖广等省漕粮及晋豫赈粮，由于“往来跋涉，心力交疲”，于1878年病故于天津。 (范存业)